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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議政

提案 | 兩會律師代表和委員都說了啥?(全國政協提案,政協委員朱征夫, 2015年)
發布時間:2015.03.09 閱讀: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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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傲交帷閉倏?,律師代表委員充分履行職責,積極建言獻策。我們將陸續關注律師代表及委員的提案。敬請關注。



朱征夫委員:防范冤假錯案需以審判為中心

認為“有罪推定”不僅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而且變相鼓勵了酷刑與逼供行為,已與現代社會脫節;應強化“無罪推定”,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保障律師會見權、取證權、閱卷權。

【財新網】(實習記者 單玉曉)人一抓,嫌犯就被當成了“罪犯”;當天被抓,第二天就上電視節目認罪;嫌犯一招供,案子就算破了,辦案機關就忙著開表彰會,搞立功授獎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律協副會長朱征夫說,這都是“有罪推定”的表現,還有已被杜絕的當事人開庭時穿囚服、剃光頭的做法。

朱征夫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一再強調,有罪推定明顯違背法治理念,但它長期潛伏在司法人員及公眾心中,是導致冤假錯案的深層次原因,必須強化無罪推定。

2014年,以呼格案、念斌案為代表的一些列冤假錯案得到糾正,這些冤案產生的過程不斷被披露,“有罪推定”的邏輯清晰可見,公眾的普遍反映是“觸目驚心”。

“有罪推定”原則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司法制度中發揮作用。朱征夫說,人們不愿壞人逃脫法律懲戒的樸素心理,在情緒上可以理解,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有罪推定早已被證明是一種落后而有害的觀念,這種觀念不僅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而且變相鼓勵了酷刑與逼供行為,嚴重損害了司法權威。


無罪推定意味著在法院終審認定嫌犯或被告有罪之前,任何機關和任何人都無權認定嫌犯或被告有罪。朱征夫說,就是這么簡單的一句話卻在司法實踐中“難上加難”:媒體和社會未審先判,公檢法之間沒有形成監督制約關系,法官的居中裁判的地位受到干擾。

“念斌被改判無罪便是按照‘無罪推定’原則審理的,但老百姓其實仍然受到‘有罪推定’的思維束縛,‘無罪推定’還未深入人心?!敝煺鞣蛩?。

“毫不夸張地說,假如不改變“有罪推定”的意識,出現冤案是必然的,它可以出現在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因此,當前一項很緊迫的任務是要強化全社會的“無罪推定”的意識?!敝煺鞣蚨圓菩錄欽咚?。

在中國現有的司法體制之下,該如何推行“無罪推定”原則呢?朱征夫在提案中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加強公安、檢察、法院之間的制約功能,形成“審判中心主義”。

朱征夫說,“我國憲法規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要相互配合、相互制約,但現實中,公檢法機關講配合多一些,講制約少一些,過去有學者指出的三機關‘流水作業’的情況仍然存在。要采取積極措施保障審判中心主義的實現,法院和法官要真正做到獨立公正和不受干預地審理案件”。

充分發揮辯護律師的作用?!?/SPAN>保障律師的會見權取證權閱卷權,要讓律師站在維護被告合法權益的立場上充分發表辯護意見,法官要充分聽取并認真權衡律師的辯護意見?!敝煺鞣蛩?/SPAN>

及時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朱征夫認為,“律師或者當事人在法庭控訴偵查機關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法庭應當及時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展開法庭調查,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薄?/SPAN>




劉紅宇委員:刑訊逼供成冤假錯案主因

【財新網】(記者 孫文婧)如何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更好地防范冤假錯案,保證公正司法?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劉紅宇認為,應該加大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力度。

劉紅宇指出,近來司法機關糾正了26起重大冤假錯案,這些錯案似都與刑訊逼供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因此,刑訊逼供已經成為制造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要防止刑訊逼供,在司法過程中,必須更好地踐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首先,要擴大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特別禁止疲勞審訊。她建議對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每天連續休息的最少時間作明確規定,并保證其在訊問中的正常飲食、方便時間?!安喚鲆懦萄侗乒┤〉玫目詮?,對通過威脅、引誘、欺騙、許諾,‘白加黑’、‘五加二’連軸審,不讓睡覺、喝水、上廁所等變相刑訊逼供方式取得的口供,也都不得采用?!彼硎?。

此外,每次訊問也都應該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為了防止偵查人員在暴力威脅嫌疑人后,再通過“擺拍秀”進行“同步錄像”的情況,劉紅宇建議,每次訊問都要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不能只是某一次或某幾次訊問錄音、錄像。

針對重大案件,要大膽嘗試律師訊問在場制度,以此來減少刑訊逼供的發生。劉紅宇認為,各地看守所應與地方律師協會合作,配備值班律師,在所有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中,偵查人員每次訊問嫌疑人時,均應通知監所檢察人員和值班律師在場,由駐監檢察官對訊問的合法性進行監督,由值班律師作為見證。

“糾正冤假錯案,不能靠‘亡者歸來’、‘真兇現身’,或者靠某個青天大人的批示。只要當事人、律師提供了刑訊逼供的線索、方式、方法、大致時間,司法機關就應當及時受理審查,并且應當全面、客觀審查?!繃鹺煊畋硎?。因此,他認為,應當放寬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條件,不應要求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當事人、律師提供證據。

要做到預防和糾正冤假錯案,歸根結底是司法機關必須樹立憲法和法律至上的信念?!安荒莧萑桃勻魏緯綹叩拿?,例如以唱紅打黑這樣看似受到人民群眾擁護的口號,破壞法治的行為了?!繃鹺煊畋硎?,“不能用違法的手段去追求法治,也決不可能用破壞法治的方式建成一個法治國家。只有信仰法治、堅守法治,并且建立全方位監督機制保證踐行法治,才能實現司法公正?!?/SPAN>■




彭靜委員:錯案追究應強化司法問責

【財新網】(實習記者 羅國平)“錯案就是一個污染的水源,危害性非常大,”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靜昇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靜3月4日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介紹,在她的提案《加強司法活動監督,提高司法公信力》中,要著力解決錯案追究,以強化對司法活動的問責。

彭靜向財新記者介紹,提此提案是因自己在與法院、檢察院等辦案機關接觸過程中發現,要保證司法公正,首先需要通過對司法運行的監督來提高公信力。

除了強化司法活動問責機制,彭靜建議還需健全司法信息公開機制,尤其是探索公開案件承辦人員履歷的可行性和方式,落實律師的監督功能。

錯案責任追究待理順

呼格吉勒圖獲判無罪、聶樹斌案復查……據公開媒體報道,過去一年中共有12起重大冤假錯案得以糾正。但遺憾的是,糾錯之后卻少見后續追責的報道。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彭靜提出,錯案責任追究是完善司法活動問責制度最應著力的一點,是糾正錯案的應有之意,更是預防錯案的重要保障。

此前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曾提出,要“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準,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

就此彭靜建議,首先要落實錯案國家賠償后的追償機制,現行追償機制規定地非常原則,還需要更好地細化、完善,要完善追償的標準、追償機關和被追償人、實施程序、結果公開等機制,最后實現“落實到主體”的追償機制。

彭靜說,要嚴格錯案責任人調崗處分機制,對法官、檢察官這樣的審判人員,可以通過調離審判崗位來做責任追究。而對已經退休的相關人員,要根據終身責任追究制進行不同處罰。 

在嚴格問責的同時,彭靜主張在錯案追責時應實行分類問責,對法律的認識存在主觀因素,所以錯案的形成應區分是因法官根據徒然的證據認定事實等“硬傷錯誤”,還是緣起個人理解的偏差。 

司法行為主體身份公開可行性待探索

“司法公開才能保證司法公正”,彭靜稱,司法公開包括司法行為公開和司法行為主體身份公開。目前,前者做得不錯,但后者卻基本未做。 

她建議嘗試增加司法行為主體身份的公開,因為“審判最重要的還是人”,諸如法官工作的學歷、在?;ひ降那榭魷碌墓ぷ饜畔⒍夾枰右怨?,這樣有利于督促他們提高辦案水平和素質,讓訴訟參與人“明明白白參與訴訟”。  

彭靜指出,就辦案人員而言,出公開立案等窗口單位人員的履職身份,身在業務庭、處、科、室等案件承辦人與履職相關的身份情況還應公開。就司法機關而言,法、檢兩家的公開不應局限在窗口單位,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也應公開與司法相關的部分。  

司法行為公開做得不錯,彭靜表示,諸如審判流程、審判文書以及執行流程的公開,甚至還利用二維碼等新媒體方式來做公開,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還需擴大公開的范圍,增加基層示范法院的數量。

財新網此前曾報道,2013年《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頒布一年以后,已有24個省市區三級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均上網,還有七個省份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未實現三級法院文書公開。

律師監督功能待保障

彭靜指出,律師監督是社會監督中最具制度性、專業性的形式,因為職業法律人往往站在和辦案機關對立的立場。遺憾的是,現實司法實踐中律師處于弱勢。 

她建議首先修改《律師法》以健全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如果僅以其他法規、規章對律師權利和義務制度加以健全,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其次要完善律師執業程序保障機制,在立法中細化律師閱卷、會見、調查取證、參與訴訟的程序,使律師執業有完善的法定依據,確保律師執業遇到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時有明確的救濟機制。 

最后,要健全對侵犯律師執業權益行為的問責機制。而現行《律師法》僅有第56條這一條針對司法工作人員的違法責任,且其內容簡單粗放,無操作性?!?/SPAN>




吳青代表:質詢應成“常態”

【財新網】(實習記者 羅國平)作為人大監督方式之一的質詢,其“落地”情況卻遠非樂觀。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在即,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青提出《關于完善人大質詢工作機制的建議》(下稱“建議”)。 

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吳青介紹,她提此議案的原因是為了加強代表的作用。雖然目前在全國以及省級層面都存在質詢案例,但人大代表對質詢的使用尚不普遍,人大代表的質詢權并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  

吳青認為,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對質詢權主體的限制、質詢程序的不完善、質詢權效力缺乏保障,以及代表對行政部門的監督缺乏勇氣。 

對此,吳青提出要完善質詢權行使程序,讓行使質詢權成為一種常態。同時,各級人大常委會也應提供相應幫助,并加大對質詢的公開。 

“閑置”的質詢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時,俞學文、方青等30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就陜西現代農業案提出了質詢,這是全國層面提出質詢的最新案例。

“質詢權作為監督權的一種,目前應用是不太廣泛的”,吳青指出。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也向財新記者介紹,“現在代表做的質詢很少很少,基本上沒有?!?/SPAN>

質詢是人大的專有監督形式。作為一種剛性監督,其力度僅次于罷免和撤職。姜明安介紹,因為受詢對象很少能事先準備,所以質詢可以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 

質詢的對象主要是“一府兩院”有重大失誤的職權行為或違法行為。姜明安向財新記者介紹,很多事情都可以質詢,如涉及違法、濫權、重大事故、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行政機關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為等等。

事實上,如今使用尚不普遍的質詢早在1954年就以“質問制度”的形式出現了。1978年《憲法》將“質問”改為“質詢”,并在隨后出臺一系列法規中對質詢制度進行了細化和完善。

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破天荒”提出開展專題詢問和質詢。此后,全國以及各省份的人大常紛紛“試水”專題詢問,但“質詢”依舊被擱置。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健全質詢、問責等制度”?!噸泄倉醒牘賾諶嬪罨母鍶舾芍卮笪侍獾木齠ā分刑岢?,“要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和實踐的創新”;要“健全‘一府兩院’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制度”;并“完善人大工作機制,如通過詢問、質詢、特定問題調查、備案審查等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質詢為何被閑置?

對“質詢”得不到普遍使用的現象,吳青指出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對質詢權主體聯名限制;法律法規對質詢程序沒有明確規定;質詢權的行使缺乏保障以及代表對行政部門監督缺乏勇氣。

目前依據法律規定,人大代表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如想提出質詢案,必須符合法定人數,個人不能單獨提出。而要在全國人代會上提出質詢,則需要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  

吳青向財新記者稱,假設沒有前期充足的準備,僅僅在大會期間找30個代表聯名,是“很不容易的”,這就限制了質詢權的行使。

除了實體上的問題,法律對質詢的程序性規范也遠未健全,受詢機關如若違反規范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也存在缺位。

吳青指出,目前對質詢案的內容、提出方式,受詢對象的回復方式、回復期限等操作細則均未有明確規定。這導致“即使有代表想聯名對某些部門提出質詢,但因不了解質詢程序,也可能最終放棄”。 

而如果質詢人對于被質詢部門的質詢答復不滿意,或者再次質詢仍不滿意的,法律也未規定受質詢部門應承擔的責任。吳青表示,“缺乏保障的權力,往往會流于行使”。  

吳青和姜明安均指出,很多代表還不敢或不太善于對行政部門提出質詢。姜明安解釋稱,“因為人大代表不完全是老百姓選的。你這次出頭,下次就不讓你當代表了”。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代表提出質詢案之后,還需交由主席團轉交受詢機關。姜明安向財新記者表示,假如領導思想不開放,不列入會議議程,也無法啟動質詢案。 

“質詢”常態化尚需“破冰”案例 

要真正發揮人大的監督作用,應使質詢權變成一種常態化的監督方式,吳青如是說。

  

姜明安也建議,每次人大、人大常委會都應留出時間讓人大代表質詢。在閉會時代表也應可以提出質詢。目前中國法律規定,質詢案必須在本級人代會或常委會會議期間,根據大代會或常委會會議決定的截止時間內提出。 

但實現質詢常態化之前,還需要“破冰”的案例。姜明安稱,現在需要“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組織一些質詢案,將這個制度啟動起來。如果啟動起來,那將是“中國民主制度的一個重大進步”。  

質詢之后,吳青建議各級人大應對質詢案進行全程公開,以便推動對政府部門的監督。  

另外,吳青還建議對質詢程序加以明確,尤其是受詢對象的回復方式、回復時間以及回復無法另代表滿意后的追責機制。 

而針對代表不敢提質詢案的問題,吳青則建議各級人大可以對代表加以培訓,鼓勵并協助代表提質詢案?!?/SPAN>

附較有影響的質詢案例: 

全國層面:

1980年寶鋼質詢案;

2000年煙臺“11·24”特大海難事故質詢案;

2013年陜西現代農業質詢案  

地方層面:

1989年,湖南省177名代表對副省長楊某就清理整頓公司問題接受質詢時的答復不滿意,提出罷免其副省長職務的議案獲表決通過;

2000年,廣東省佛山代表團提出《對四會市在北江邊建電鍍城事件處理不當》的質詢案,致省環保局局長被免職、一名副局長被撤。

2003年,漢濱區11名代表聯名對區人民檢察院提出質詢。后,區檢察院迅速成立專案組查明事實。




施杰委員:看守所會見室已超負荷


【財新網】(實習記者 鐘馨)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國浩律師(成都)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在提案中提出,看守所會見室數量亟待增加。


施杰因為職業的關系,去過很多看守所。“看守所的條件都在逐步改善,但一些看守所的條件還是比較差,有的連風扇都沒有。更嚴重的是,目前會見室的數量遠遠不夠?!筆┙芏圓菩錄欽弒硎?。

施杰認為,目前看守所會見室的數量普遍不能適應現代司法的需求,未來隨著對被告人權利?;さ牟歡霞憂?,律師會見的數量會增加,目前已經十分突出的會見室稀少的問題將會愈發突出。

施杰專門對成都看守所做過調研。以成都看守所為例,成都看守所羈押了幾千人,只有12個律師會見室,平均每天有七八十個律師回見。實際上每一位律師會見時間平均在半小時左右,但律師要了解清楚案情,所需時間遠不止半小時?!俺啥伎詞廝顧閭跫玫?,是四川省的示范所?!筆┙芨嫠卟菩錄欽?。

會見室設置過少增加了律師會見的時間成本。“看守所多建在郊外,會見當事人經常要花一天的時間。律師一大早就要去排隊,一等就要一兩個小時,12個會見室都是滿負荷的狀態?!?施杰告訴財新記者,他自己就有幾次因會見時間不夠,當天未能與委托人充分交流的經歷?!壩瀉眉復?,問到一半,看守所就要關門了。律師需要更充足的時間會見犯罪嫌疑人,讓嫌疑人充分表達自己對被指控罪名的自辯,充分了解案件情況?!?/SPAN> 

“增加律師會見室,保障律師的會見時間,同時也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針對不同地區看守所的具體情況,對羈押人員數量多、律師數量大會見頻率高的看守所,可對本所每日接待量進行科學統計,對現有律師會見室數量是否能滿足律師會見需求進行評估,計算出需要擴建的會見室數量,對會見室按需擴容?!?/SPAN>施杰在提案中建議?!?/SPAN>




彭雪峰委員:制定行政程序法時機已成熟


【財新網】(實習記者 羅國平)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雪峰3月4日在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上表示,現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條件已經成熟,他建議以完善行政程序法治為核心和突破口,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彭雪峰分析,行政權力未得到有效制約和規范是阻礙法治政府建設的最大癥結。只有確保程序正義這個“看得見的正義”,才能從從源頭上防止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失職和濫用權力。  

遺憾的是,作為規范行政權力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卻遲遲未能出臺。彭雪峰向財新記者表示,這是“導致當前行政執法亂象的一個主要原因”。  

彭雪峰的建議亦回應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 

為何時機已成熟? 

釋《行政程序法》已成熟的原因時,彭雪峰向財新記者表示,通過完善行政程序法制,來制約和規范行政權力,正越來越成為共識。

觀念上逐漸達成共識的同時,地方上也在不斷積累經驗。彭雪峰向財新記者介紹,包括山東、湖南、北京、浙江等地已陸續制定或是在醞釀行政程序規定。他稱這些地方在規范行政權力、防治腐敗方面取得了寶貴的經驗,“現在應是將這些有益經驗向全國推廣好時機”。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楊偉東也向財新記者表示,他也基本贊同“時機已成熟”這個觀點。 

楊偉東補充到,現在立法已積累了很多經驗。事實上,早在1986年,時任北大法律系副主任、后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羅豪才就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框架。  

1990年出臺的《行政訴訟法》中提出,行政程序需遵守程序要求。其后,針對不同行政行為又陸續出臺了《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行政復議法》等單行法。國務院現在也在起草《行政執法程序條例》和《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條例》,楊偉東向財新記者介紹。 

但為何已經出現近30年的行政程序法遲遲未見出臺,楊偉東向財新記者做了三方面的解釋:行政程序涉及面廣、行為類別復雜,立法需要足夠的經驗;目前已有大量分散的程序性法規,對行政程序的要求沒有二三十年前那么強,也沒有整合民法體系那么緊迫;立法資源有限。 

重點是什么? 

彭雪峰在發言中指出,對行政決策權和執行權的制約與監督,應當作為規范行政程序的重中之重。他介紹,目前中國行政機關主要實行首長負責制,決策權的相對集中極易導致決策權被濫用,滋生腐敗。 

因此他建議,在行政程序法中確立公眾參與決策、集體討論決策等民主程序,實現對決策權的分化和制約,防止“一言堂”;充分?;ば姓嘍勻思襖叵等說鬧槿?、聽證權、陳述抗辯權、申請回避權等程序權利。

他還建議,要注重行政執法程序的民主化,暢通公眾參與渠道,通過完善重大行政決策專家論證機制、聽證會、法律顧問團等制度,拓寬公眾參與的廣度與深度。 

難點在哪兒?  

如何調節各地、各部門的差異性將是難點之一。彭雪峰在發言中提出,中國地域遼闊,機構龐雜,各地、各部門的行政執法情況各不相同,一部行政程序法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楊偉東分析,如果未來制定了統一的行政程序法規或是行政程序法(下稱“統一立法”),可能從兩種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統一立法中允許地方對一些專門的特別事項進行地方的規定;假如統一立法中沒有此類規定,只要地方性立法跟統一立法的“剛性”規定和精神相沖突,地方立法仍然是有效的。 

彭雪峰也建議,應由各地結合自身管理特點,制訂地方法規、部門規章細化程序規范。  

目標是什么?

談及行政程序法的目標方向,楊偉東給了四個答案:

首先,要統一行政程序立法,整合在不同時間、不同領域制定的規則;

其次,保證行政程序法的涵蓋性,讓將來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受其影響;

第三,在行政程序法確立的基本原則和制度之上,盡量完善、細化《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單行法;  

最后,提高對程序性標準的要求。楊偉東稱,目前我們基本上限定在法定程序,將來望提高到正當程序或是合理程序。 

但楊偉東也向財新記者指出,目前“這種理想的方案”可能比較難。據他介紹,近幾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僅有第十屆將“行政程序立法”列入立法計劃之中?!?/SPAN>




潘曉燕委員:環保警察專職化

現有環保法律法規賦予環保部門的權力還不足,處罰額度普遍偏低,有些違法行為環保部門不能直接處罰,排污企業處在“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狀況中。

  你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環境中工作生活,是每個公民的基本訴求。然而,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和威脅。  

全國政協委員、新疆律師協會副會長潘曉燕律師今年提出環保警察專職化提案。她認為應當設立環保警察專職化制度,提高環保執法部門的職能服務水平,有效遏制環境違法行為。 

中國已設有鐵路警察、海關緝私警察、交通警察、林業警察等。據記者了解,目前“環保警察”隊伍已陸續在湖北、安徽、河北、遼寧亮相,打擊環境犯罪進入專業化新階段。 

潘曉燕介紹,長期以來,環保執法人員在現場執法中,經常遭到違法企業的暴力抗法,執法環境差,環保執法不力。因此,通過環保警察對環境違法者進行刑事拘留,提高執法威懾力,可有效制止環境違法行為。  

她建議,在國家層面設立“環保警察”機制。成立“××省環境?;す簿幀?,同時加掛“××省公安廳環境違法偵查局”牌子,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和省公安廳雙重領導,制定環保警察有關制度,明確執法職能范圍。該機構具有較高的獨立執法度,對環境違法者行使執法職能。


同時,充分行使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立法權,修訂完善各地方的環境?;ぬ趵?,讓環境違法者付出沉重代價。  

目前,全國多地“環保警察”多通過三種方式執法:一是環保部門提供線索,根據前期檢測,夠得上刑事案件標準的,移交警方偵辦,這是一種傳統模式;第二種是警方主動發現,事先介入調查取證,同時提前商情環保部門,聯合執法,依據后者監測認定;再者就是接群眾舉報和社區民警反映后,主動出擊。  

潘曉燕介紹,現有環保法律法規賦予環保部門的權力還不足,處罰額度普遍偏低,有些違法行為環保部門不能直接處罰,排污企業處在“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狀況中。目前,因環境違法而受拘役或判刑者寥寥無幾。 

因此,要不斷健全和完善環保法律法規,加大處罰力度,嚴重違法的,環保警察可對其進行刑事拘留,甚至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責任。如超標排放第一類污染物(各類有害重金屬、苯并芘、放射性等有毒物質)的,就應予以量刑,因為排放此類污染物相當于在慢性殺人;排放其它類污染物超標若干倍的也應予以量刑或者拘役。同時還應建立與之配套的環境公訴制度。

  

此外,潘曉燕認為根據環境污染的案件證據一過時間就不容易保留,很容易被破壞這一特點,她建議公安、環保、法院、檢察院加強聯動緊密配合,充分行使環保警察所擁有的刑事執法權,強制扣押、行政拘留各種執法方式,對于破壞環境、破壞秩序,抗法等可以采取硬性措施,提升對環境污染者的震懾力。


(作者:沈念祖 來源:經濟觀察網)




段祺華委員:提高法治教育地位 創新法治宣傳途徑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隨后,中央宣傳部、司法部、全國普法辦也就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提出相關意見。為此,我建議應該提高法治教育地位,創新法治的宣傳途徑。”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常委段祺華如是說。  

作為一名從業將近三十年的執業律師,段祺華認為,推動依法治國首先需要有具備法治意識的群眾基礎,而這一點也正是我國目前所缺乏的。因此,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健全普法宣傳教育機制方面,要提高法治教育地位。以培養學生的法治意識和法治觀念為教學目標,在普通中小學教育和普通高等院校教育中設置法治必修課,與思想政治必修課并行;此外,在條件成熟時,還可以考慮將法治內容列入升學考試范疇,以進一步提升各階層對法治教育的重視程度。應該注意到,我國目前普法宣傳教育機制整體上還是從理論基礎方面培養,對依法治國的宣傳也僅集中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理念方面,缺乏體系化和專業化的教育與培養,使得法治教育在學生求學階段沒有系統機制。  

第二,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方面,要創新法治宣傳途徑。大力鼓勵有條件的民間資本參與到法治宣傳教育活動中,積極利用文化媒體宣傳手段擴大法治宣傳的覆蓋面。傳統普法教育主要采用發放法治宣傳資料、舉辦法治宣傳講座、提供法律援助咨詢等方式,這種方式無論在規?;故欠段隙既狽沙中?。此外,盡管全國范圍內的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已嘗試將傳統的宣傳方法與利用現代媒體宣傳緊密結合在一起,包括通過組織制作生動形象的法治宣傳片和宣傳畫報等宣傳法治,但由于組織者職權權限的限制,這類方式中宣傳內容主要以刑法與行政法中的各方責任為主,仍存在法制宣傳涵蓋面不廣的問題。

“其實,從近年來法治節目,特別是法治題材電視劇的熱播的現象不難看出,我國人民群眾對于法治類節目還是有濃厚興趣和需求的,并且,這些具象化的節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故事也很容易成為了人民群眾茶余飯后的討論話題,文化媒體的傳播能力不容小覷?!倍戊骰?,“但是,與此同時,目前我國的法治節目供需并不平衡,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節目資源總體上比較匱乏?;詿?,政府應當考慮就鼓勵有條件的民間資本參與到法治宣傳教育制定和實施相關要求、政策或標準,以進一步提高這種文化媒體法治宣傳途徑的影響力?!?/SPAN>

信息提供:上海所